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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美國特工電影的人幾乎都會被美國特工的颯爽英姿所折服，甚至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做一名特工。但事實上，在美國做特工也不是什么簡單事，光從派別來講，就有兩大特工機構的明爭暗斗。

聯邦調查局(FBI)日前將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彼得雷烏斯拉下馬，讓媒體的目光一下子投向這兩大機構之間的內斗上。其實，在歷史學家們看來，作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兩個支柱，兩者之間的暗中角力已持續(xù)幾十年，某些時候甚至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這兩大諜報機構的緊張關系，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時期埃德加·胡佛領導的FBI和威廉·多諾萬麾下的戰(zhàn)略情報局(中情局前身)互相瞧不上眼。

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后，胡佛嚴防其他競爭機構介入他的情報領域，因此經常與海軍情報局和陸軍情報局發(fā)生糾紛。為加強國內管控，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于1940年6月賦予胡佛國內調查的管轄權，從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動搖，但對外情報工作卻給他帶來挑戰(zhàn)。1941年初，13個不同的機構源源不斷地將國外情報送進白宮，羅斯福面臨一個建立情報秩序的緊迫問題。同年夏天，羅斯福派一戰(zhàn)英雄多諾萬出國考察，后者隨后建議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全面負責海外情報活動并監(jiān)督對外宣傳。

稍后，珍珠港事件爆發(fā)，盡管后世對美國是否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襲計劃有所爭論，但在當時，這場災難性事件被認為是FBI的重大情報失誤，美國媒體甚至寫道，“國內的超級偵探、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成為眾矢之的”。胡佛則稱“夏威夷事務的管轄權主要屬于海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決策者們決定“集中化”情報組織。1942年6月，戰(zhàn)略情報局成立，多諾萬任局長。這是美國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情報機構。

大戰(zhàn)期間，多諾萬與胡佛的矛盾甚多。1942年10月，當多諾萬手下的特工潛入西班牙駐墨西哥使館偷拍一本海事密碼簿時，FBI的人也趕到。警報嘶鳴，紅燈忽閃，戰(zhàn)略情報局的人只好逃走。多諾萬對此大為惱火。1943年，多諾萬提出戰(zhàn)略情報局與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建立聯系的計劃，胡佛聽到風聲后，立即致信白宮，警告這樣做會“對本國內部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最后該事件不了了之。1944年11月，多諾萬向羅斯福提議將戰(zhàn)略情報局改組為一個新的對外情報局，即現在的中情局，直接對總統(tǒng)負責。由于該消息被泄露，建議沒有實施。多諾萬確信是胡佛從中作梗，歷史學家們也同意他的看法。

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間的微妙關系在“水門事件”中也得到凸顯。1972年6月，“水門事件”發(fā)生，尼克松試圖阻止FBI對該事件進行深入調查，但遭到拒絕。這時緊張氣氛也籠罩著中情局，因為白宮顧問約翰·迪安告訴中情局副局長，闖入水門大廈的人中，多數與中情局有瓜葛。為脫開干系，中情局局長赫爾姆斯指示招待處長科爾比不要主動說什么，無論在法律上還是道德上，中情局都沒義務向FBI提供這類情報。這時胡佛已經去世，FBI代理局長格雷直接找上門，詢問闖入水門是否是中情局的某項行動計劃。赫爾姆斯自然一概否認。

尼克松方面得知FBI懷疑中情局后，建議借助中情局的力量，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去阻止FBI。赫爾姆斯不想違背白宮指示，又不愿承擔責任，于是告訴副手，提醒格雷注意兩局達成的分工協(xié)議，根據協(xié)議，如果調查涉及中情局的人，請他們打個招呼。FBI不久便表示不能繼續(xù)信守協(xié)議，除非對方正式發(fā)函，但赫爾姆斯不愿意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于是格雷直接打電話到白宮：“總統(tǒng)先生……您的下屬正在利用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并在中情局對聯邦調查局想調查的人表示關切或不關切問題上制造混亂。”尼克松沉默片刻后說：“你繼續(xù)大膽地進行調查吧。”

后來“水門事件”真相大白，尼克松下臺，中情局被指為成為一黨一人的工具。那時的赫爾姆斯已是駐伊朗大使，他不斷飛回華盛頓作證。他不承認有罪，并信守不透露中情局秘密的誓言，被稱為“守口如瓶的人”。1977年11月4日，他被指控犯有偽證罪而判處緩期徒刑兩年，罰款2000美元。這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羞辱。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內部分別出現的間諜案進一步惡化了雙方的關系，致使聯絡出現問題，最終造成導致“9·11事件”的情報失誤。至今，中情局人員仍然被聯邦調查局視為知識分子、喝著葡萄酒、抽著煙斗、有時很冷淡的人，中情局則將聯邦調查局人員看成抽雪茄、喝啤酒、敲門的警察。有美國媒體形容稱，這真是一對“糟糕的朋友”。

雖然兩大情報機構一致，但卻也不失為一種競爭手段，盡管政府有的時候會受到利益損害，但卻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美國安全。